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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式回报，龙门船厂确实是在研制一种空心舰首的新船，已经接近下水阶段。
秦牧忍住了强烈的冲动，没有立即去龙门船厂。
他怕自己去了，忍不住要说三道四。在科技方面，秦牧慢慢学会了控制自己，更多的是给大秦的工匠提供一片土壤，而不是去拔苗助长。
比如蒸汽机，它虽然被自己提前弄出来了，但实际上由于基础工业太薄弱，它的效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。
这就象“啾！”的一声发射了颗卫星，结果地上没有卫星接收站，没有手机，这个卫星只是流星，它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来。
蒸汽机也颇有些类似，经过工匠们不断的改进，蒸汽机基本能用了，但各种配套的纺织机却还没能有革命性的突破，无法把蒸汽机的动力真正转化出来。
再有就是，基础工业太薄弱，蒸汽机还不能流水线生产，只能凭着工匠个人的工艺水平，一台台的打造。
这就是拔苗助长带来的负效应。
龙门船厂这边，好不容易凭借工匠本身的聪明才智，取得重大突破，如果自己去指手画脚，反而可能影响到工匠的发挥。
等工匠们把自己的能力全部挖掘出来了，不尽人意的话，自己再适当地去调整一下，这样应该会更好些。
第二天，宣政殿常朝。
由秦牧暗中授意，由工部员外郎徐飞鸿上表请修长沙到昆明官道。
此表一递到御前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除了几个重臣之外，满朝大臣竟不顾朝堂礼仪，立即议论纷纷。
礼部给事中尚清臣更是出班，大声喝斥徐飞鸿，认为此乃祸国殃民之举，尚清臣的话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，朝堂上因此分成两派，相互论战。
对此，身为皇帝的秦牧早有心里准备，他置身事外，任由朝堂上争论不休。
他心里想的是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。
那时的中国也不富裕，但在修路上投入了巨资，大力发展国内的交通。其中大部份修路款项是通过银行贷款，所在有收过路费还贷款一说。
虽然普通百姓对“过路费”有很多抱怨，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说，毫无疑问此举却是奠定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。
如果没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道路上的巨额投入，很难想象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会有那样辉煌的经济腾飞。
现在汇通银行里也沉积着大量的存款，秦牧此刻考虑的说，是不是也通过银行贷款的形式，对大秦的道路来一次整修。
这个时代的人，没有这样的观念，象朱元璋那样的皇帝，甚至恨不得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钉在土地上，禁止随意离开乡里，要出趟远门必须有官方开的路引文书。
在这样的观念下，谁还会把精力投到修路上？
但秦牧来自后世，大秦秉承的又是宋代鼓励工商的政策，要发展工商就离不开完善的道路网络。
朝堂上的争论激烈得让秦牧的思路难以继续，整个大殿上嗡嗡作响。秦牧轻咳了两声，抬起手来示意大臣们静下来。
“徐卿，你说，斥巨资修长沙到昆明的官道，意义何在？”
徐飞鸿执笏躬身出班，在满殿大臣的注视下，长身一揖说道：“陛下，所谓的斥巨资修路是劳民伤财之举，这种认识存在着巨大的误区。”
“误区何在？”秦牧不置可否地问道。
“启奏陛下，自古以来，中原王朝对西南诸省的控制都极为薄弱，只能任由当地土司自治，这使得西南一直是影响中原王朝稳定的重要因素；
唐之亡，实亡于当时的南诏之乱。有宋一代，侬智高叛乱，交趾入侵，损耗巨大，伤亡数十万。到了明代，别的且不说，光是播州之乱，西南军民伤亡就超过百万，平播之役成为万历三大征之一。
这些事实，似乎并没有引起我朝足够的重视，更没有想过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西南的问题。朝廷虽然设立了三省巡抚，专司改土归流，但些举实为无根之木，无源之水。
西南之所以一直游离于中原王朝控制之外，其根源是交通不便，朝廷的兵力投送，物资转动困难，西南百姓与中原交流少，认同感低；
若不解决交通问题，即便朝廷现在花费巨大精力，暂时实现了改土归流，也难以确保西南长治久安。
回到斥巨资修路是不是劳民伤财一事上，明初为了控制云南，在贵州驻军最多时近二十万，在云南也有十多万。
陛下，如果我朝也在西南长期驻守如此之多的军队，国库每年将因此负担巨额的军费，从长远来看，这才是真正的劳民伤财，而且是舍本逐末，钱花了，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；
如今臣提议修路，不过是将花费在驻军上的钱，用到修路上。臣相信，一但长沙到昆明的路修成，不但从根本上解决了大秦对西南控制薄弱的问题，从长远看，也能为国库节省大量的军费开支，同时对促进西南百姓与中原的融合，将起到历史性的作用。”
徐飞鸿的声音清晰地在宣政殿里回荡着，没有人能质疑交通不便是历朝难以控制西南的根本原因，从这一点上来说，修路，确实是解决西南问题的根本之道。
秦牧仍是不置可否，接着问反对得激烈的礼部给事中尚清臣道：“尚卿，现在轮到你说说反对的理由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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